一、与碳中和相关的四大全球新博弈

笔者曾撰文以“全球低碳经济战”来形容当下日益白热化的全球低碳经济竞争。该观点在全球气候峰会当天同时举行的全球最大规模智库论坛“通往碳中和的未来之旅：G20智库国际论坛”上还被主办方公开重点引述，可见国际社会对碳中和竞争的敏感度。

当下，约130个国家都做出在21世纪中叶或之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发展战略承诺，试图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能源转型等各种方式抵消目前被视为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首要因素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难得的全球共识，但问题在于，共识兑现的路径怎样？减排背后的矛盾怎么解决？再出现像特朗普那样退出“巴黎协议”的重大变数怎么办？如何注资？谁来注资？通过怎样的规则、技术、标准来实现？这些问题都将涉及到未来残酷且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

大体来讲，碳中和将至少面临四大全球新博弈：

一是标准之争。为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各国纷纷进入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快车道，但国际社会对新兴绿色低碳产业的行业认定、标准制定、规则约定、市场准入门槛等都缺乏共识，有的分歧还相当大。比如，中美在绿色项目与企业的信息披露机制就难以统一；中国发行的贴标绿色债券，只有约10%符合国际CBI标准，等等。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各类低碳标准，将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国际谈判。谁能占据先机，谁就有可能掌握全球低碳发展领导权。

二是技术之争。围绕新兴绿色产业与技术研发竞赛，在全球早已展开。以前沿减排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为例，欧盟、美国早已提前部署技术研发，笔者2009年采访当时的挪威总理，后者还亲自推广CCUS的挪威优势。相比之下，中国在技术链条上的发展应用水平并不一致，多项技术仍需持续加大研发力度与商业化改造。可以想象，低碳技术的领先，将伴随后续的技术授权转让、绿色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更大红利。这无疑于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谁领衔产业技术创新，谁就有可能领衔下一轮大国崛起。

三是经贸之争。在碳减排的约束下，跨国贸易投资与其他经济活动更偏好于在低碳经济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易与原材料生产、加工、运输的链条随之发生位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绿色低碳转型势头会增强。绿色与低碳贸易壁垒会日益增多，相关的摩擦与争端也会层出不穷，以绿色低碳产业为重心的国际新经贸结构将逐渐代替原有的经贸格局，成为未来支撑国际经济体系的主流。谁在新经贸格局下调整快速，谁就有可能引领国际贸易流量。

四是资金之争。未来国际资本的投向偏好，将倾向于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国土绿化、资源节约、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领域。与碳中和相关的融资、并购、发债等议程，将升格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点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还有低碳法律配套、资源估值、碳金融市场、环境信息披露、绿色股权融资配比等一系列新投融资规则的再制定与各国绿色优惠政策。谁透析未来国际投资的绿色化动向，谁就有可能塑造未来国际投融资的趋势。

二、碳中和，中国在国际舆论上的新挑战

从2020年秋季以来的历次高层表态与各类文件、会议可知，中央决策层对实现碳中和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不只是关乎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切实行动。但从全球视野看，一场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话语权之争在所难免。

如果说技术竞争、经贸转向、标准重设或行业转型等领域，对中国而言，还仅是相对较长期须应对的事情，那么，作为第一大碳排放国家（约占全球30%）的中国，在碳中和成为全球舆论共识的大背景下，当务之急，恐怕还会面临着新一波的西方舆论攻击甚至抹黑，甚至不排除将中国视为导致全球变暖“罪魁祸首”，打压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图谋”。

一是因“隐含碳”而导致中国碳排放总量被高估的责任挑战。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约30%，大量生活消费品在中国生产，他国消费，滞留在中国本土、却不应该计入中国排放量的，就是所谓的“隐含碳”。很显然，国际社会长期采用的“领土内的排放责任”或“生产者负责”的碳减排原则，对新兴经济体是不利的。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可通过向海外转移高排放、高污染产业的方式，实现减排责任转嫁的进口替代。